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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08年的12月30日，再过一天，日历将翻开新的一页。最近的一段日子，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忙！忙得没有时间思考，没有时间娱乐，更没有时间回顾这一年走来的得与失。我那可爱的孩子双满月未到，却马上要跟着他的父母离开这个才生活了一个多月的天地。孩子的爸爸家在城市的这一头，孩子的妈妈家在城市的那一头，如今终于要合二为一了。家事一大堆，既要忙着照顾老婆孩子，还要忙着迁居的事无巨细，里里外外，一个人张罗，一个人挥汗如雨，这个冬天，风里来去，我偶尔抬头看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人群中的起起伏伏，无数张陌生的面孔在这个寒意肆虐的冬天缩着脖子匆匆而过，空气中有不绝如缕的叹息，而天空中却看不见一个飞鸟的影子。

 

这一年，我穿过四季更替的双眼，隔着恍恍惚惚的帷幕，试图努力看清未来人生前进的方向。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十年一轮回。横亘在不惑与天命之间的这一年，时光给与过我简单的宁静和欢乐，也给与过我目睹世局动荡的隐隐忧伤。我天生不是一个宿命般忧郁的末世浪子，相反，童年起就输入我血液的开放个性，让我一路走来毫不犹豫且战且信，无论未来的路伸向何方，天生有点自大成狂的自信让我始终相信，我一直以来拥有和未来依然拥有的就是我那永远试图靠近的美好且平凡的人生，虽然，它在别人眼里或许什么都算不上，但快乐着自我的快乐，悲伤着周围的悲伤，普通之极的平凡的节奏中我始终寻找着自我灵魂的安宁和它将来的归宿，这是我一以贯之的人生，从来都是。

 

这一年的5月13日，我写下了《2008的苦难与风流》，其中有一句话我今天依然要重复，“天灾自不可挡，人祸岂非更不可饶恕？苦难和风流，我们轮番尝遍。”那时，神州大地刚好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而之前发生的更多的一切，都简要地概括在了那一篇短文中。我的内心，始终在怀疑2008年，对于你我来说，太过匪夷所思，也因此希冀这一年剩下的日子可以让我们多一点欢乐。

 

这一年，欢乐终究还是来到了，最大的欢乐，无非来自北京奥运。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健儿终于史无前例地夺得了奥运金牌榜的第一，但开幕式的假唱风波，刘飞人的退赛和部分项目上的运动员年龄门事件却依然令我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荣誉给我们带来欢乐，但事关奥运精神的公平和公正，我们却落下了把柄，也给荣誉的旗帜染上了功利的色彩。

 

这一年，短暂的奥运欢乐过去之后，岁月如同盛宴过后的满地狼藉再次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尴尬。这一年的9月，令世人再次震惊的毒奶粉事件终于东窗事发席卷神州大地。三十万患儿无辜的脸上写满了泪水和屈辱，在美国《时代》周刊最近公布的2008年十大新闻中，四川大地震和毒奶粉事件作为两大新闻依次入选，天灾之后，跟着便是人祸，社会商业诚信的道德失落和监管的缺失导致生命的失去和受伤，那是属于2008的耻辱！

 

这一年，道德诚信层面的滑坡所导致的生命的错位和呐喊仅仅体现了我们面临的这个社会的一个侧面，而在另一个侧面，陕西“正龙拍虎”案件的最终尘埃落定和当事人的事后翻供则演绎了另一种荒谬和无奈。面对全体网民持续整整一年的不懈追问，事发当地法律的大棒貌似威严地高高举起之后又轻轻落下的草草收场令缪斯的尊严荡然无存。作为一个范本，它无情地告诉人们，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有时候，司法无法挑战权威，它委身了。

 

还是在这一年，在持续下跌了整整一年的资本市场中，民众的财富随着股指的滚滚而下被无情地缩水了。更不巧的是，源自几千公里之外的太平洋对面的佛罗里达州的那只蝴蝶早已轻轻地挥动了它的翅膀。蝴蝶翅膀的震动所产生的次贷风波给我们带来的是惊涛拍岸，也在瞬间加剧了我们的经济波动。一时间，大量的出口型企业倒闭或停产，无数的打工者失去了工作，上半年还在预防通胀和经济过热的中国经济环境一夜之间由热转冷，于是，四万亿计划出台了。随后的羊群效应便是各地方的出手救市，四万亿瞬间变成了20万亿。一辆原本紧踩着刹车的汽车突然之间把油门加大到了最大的限度。这一切都发生在2008。关山飞渡，梦里花落，何去何从，且看明天了。

 

就在这一年，我目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冷热之间如浴水火却无法涅磐。不要说我迷失了方向，我相信和我一样短暂迷失了方向或根本就不知道方向为何物的人，大有人在。时局是浑沌的，未来是不清晰的，但古人有云，众人皆醉中，总有人是清醒的。不是你，就是我，不是我，就是他，总有人知道这迷局背后的谜底。

 

好在这一年中，不幸中的万幸，煎熬中的平静，我的生命收获了爱情，收获了家庭，还收获了我那可爱的孩子。看风云四起，沧海横流，留住了爱情，留住了生命，也留住了希望。此生若无望，还有后来人！我依然深信不疑。

 

在这个张扬个性的年代，我不事张扬，随波逐流，期望做一次深度下潜。

 

这一年，看尽风霜，辗转独活，为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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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回来的难度

 

“很少贪官愿意主动回来，否则他们当初就不会逃。”云南省的一名资深反贪官员说，“他们所携带的款项，主要来自土地开发、税收、城建工程经费、金融机构‘贷款’、截留的政府开支、大型国家建设项目资金等。”2005年5月，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在荷兰被国际刑警组织抓获，但中国何日能将其引渡回国，仍是未知数。

 

目前，中国对待外逃官员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引渡;二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缉捕;三是在两国之间开展区域性的刑事司法协作。其中“引渡仍然是最正规和高效的追捕外逃官员的途径”。

 

想抓回贪官的难度远远超出普通人的想象。目前，中国只与全球31个国家签订了引渡罪犯的条约，这些国家里并不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3个中国外逃官员的“潜逃胜地”，欧洲国家也只有4个与中国签订条约。

 

边境线漫长、接壤国家众多的云南省已经成为众多贪官外逃的首选通道，该省一名检察官表示，有不少贪官是通过云南出境的，“但是大贪官一般都选择北美或欧洲国家，原因是它们都拥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小贪官则选择相对容易入境的东南亚及南美大陆”。事实上，在整个缅北和金三角地区，一直生活着不少中国逃出去的“神秘人物”，他们最大的共同特点都是“不敢回中国”。

 

“逃到加拿大的赖昌星，一直为了避免被驱逐出境而打官司，而且不断获得成功。”马军律师说，“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的申诉期至少有10年，这样就会使许多案件变得遥遥无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大肆违法犯罪的贪官们及其家人，一旦到了国外，基本上都非常低调，非常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往往与在国内判若两人。居住在加拿大的华人马先生说：“他们不想惹麻烦，不想引起邻居和警察的注意，而且他们也不缺钱花，不需要到处抛头露面;平时他们的社会交往很少，所以许多人都不注意他们的存在。”

 

马先生还透露，事实上许多贪官(也包括一些正常移民的中国人)到了国外就改名，甚至离开中国时就用了假姓名，所以按照一般的方式很难查找到，并不是许多中国人想象的“去当地警察局就可以查到”。而正在英国伦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李韧也表示，“除了贪官们自己的低调外，事实上当地人也不关心这些人曾在中国做过什么，为什么要来到欧洲，前提是只要他们不触犯当地法律。”

 

“贪官涉及的金额越大就越难引渡他们，除了他自己能够请律师周旋，另外司法引渡对于中国政府来说经济成本太高了。”加拿大的马先生说，“还有一个关键，一些西方国家总认为贪官们被遣返后会遭遇酷刑甚至被处死，或者受到政治迫害，出于人道正义考虑不愿意主动处理这些问题，这也使遣返变得更加困难。”

 

从“余振东”到“胡星”

 

由于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多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抓捕外逃贪官的力度，积极进行国际谈判，取得了一些成果。

 

2004年4月，美国驱逐了被指控盗用中国银行4.8亿余美元公款的余振东，成为第一名由美方正式移交中方的外逃经济嫌犯，后来其被广东省江门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当时，有学者把这个特殊案例称为“余振东模式”，理由是该判决是在中国自主审判下作出的，司法主权的实现源于余振东在美国的认罪和自愿选择解押回国，认为可以复制这一模式。

 

事实上，余振东一案中美双方谈判就长达3年，其间6次公务往返、查证取证，花费巨大，最后才采用引渡替代措施将其遣返回国。同时，美国在配合调查和引渡等方面，也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与余振东同案的许国俊、许超凡尽管陆续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但一直没有下文。

 

“成本巨大使余振东模式很难复制，不可推广。”胡星案的辩护人、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的张振宇律师说，“并且在谈判中对美国政府、对余振东本人都作出了许多让步——脏款不全部追缴，最后余振东是向美国法庭认罪后遣返，并非直接向中国的法庭认罪，并且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承诺和美国法院的保证。”

 

张振宇律师表示，与余振东模式相比，以“劝返”为主要手段的“胡星模式”更具合理性。作为胡星的辩护律师，他认为“劝返”的方式有着“快捷、低成本”的好处，胡星之情节较之余振东之情节，涉案金额更少、造成的损失更小、主观恶性更浅、认罪更主动。

 

2007年初，第一名被“劝返”回国受审的外逃新加坡的贪官“胡星”曾轰动一时。虽然中国与新加坡之间既无双边引渡条约，也无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但还是最终劝服胡星自动回国接受司法调查，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并退还全部赃款4000余万元人民币。

 

2008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原处长于兵同样由最高检察院从南非“劝返”回国接受调查，又成就了一起案例。

 

除了对贪官本人的“劝返”，中国政府也不断“劝服”外国政府。在与缅甸接壤的云南省思茅市，一名当地官员表示：“我们这里经常有贪官跑到隔壁的缅甸，或者更远一些的泰国、老挝，但是我们有办法说服他们的政府把贪官交给我们处理，甚至我们派人去他们的国家一起抓人。”

 

的确，中国从东南亚地区抓回贪官的成功率很高。2008年8月，泰国法院最终裁定将陈满雄和陈秋圆夫妇引渡回中国，该夫妇原为广东省中山实业发展总公司负责人，1995年卷款4.2亿元人民币外逃泰国清迈，买到泰国籍身份证并改名、整容，2000年被泰国以非法入境等罪名逮捕、判刑。同年11月，云南省思茅市又成功“劝”回来一名贪污了数万元人民币而外逃到缅甸的财务人员。

 

“随着今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我赞同有学者预测‘会有更多贪官外逃’的情况发生，中国越进步，他们的生存空间越小，外逃的可能性越大。”张振宇律师认为，“国家不能总是亡羊补牢，而必须未雨绸缪。”

 

曾经有人质疑“胡星模式”，认为这样会纵容更多的贪官外逃，或者让一些本不想外逃的贪官为了未来能够减轻处罚而故意逃跑，相反会带来更大的混乱。张振宇则表示：“甚至很多执法人员都对我这样提问，他们对事件本质的认识本末倒置。”

 

他说：“贪官能贪，以及能逃，那是政府内部的监督出了问题，与贪官回不回来是两码事情，如果监督到位了，贪官怎么可能为所欲为，想逃就逃?而如何能让贪官回来，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比如，现在杨湘洪就坚持不回来，中国政府能怎么办?要知道新加坡、欧美或者澳大利亚都不是中国的‘后花园’——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他坚持认为，法律和感情是两回事，让外逃归来的贪官比在国内被抓的贪官获刑更轻，是这个特殊历史阶段必须努力做的事。如果以后监督失职的官员也将被法办，官员、贪官“各负其责”，外逃成功将不再是贪官的“全部责任”，这样的质疑就不会存在了。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教授韦锋也认为：“中国的许多情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所以对刑罚的理解和运用不应只停留于过去的‘报复主义’层面，灵活运用刑事司法技巧处理一些具有特殊性的案件，对罪犯本身，对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胡星案的结局让张振宇律师觉得特别遗憾：“政府错过了一次最好的历史机遇”，“本来，从‘余振东模式’到‘胡星模式’是一次非常重大的工作技术进步，但是法院对胡星的量刑远远重于余振东，令‘胡星模式’陷入一种尴尬境地，使这样的模式无法推广”。他表示，无论是在实现国家的司法主权，还是以国外自首形式节约办案成本，以及及时发现国内的各种体制腐败漏洞，胡星案的效果和意义都远远超过了余振东案。

 

“劝返”的生存空间

 

进入2008年，鉴于胡星等案件的成功办理，中国最高检察院正式提出了“劝返模式”尝试;其时，最高检察院已经“劝返”外逃贪官7人，使该模式初见成效。支持者指出，“劝返”有一举三得之功：对我方司法机关意味着追逃成功;可以为逃犯地国家节省刑事司法合作成本;有利于逃犯地国家的秩序与安全。

 

云南省的一名检察官透露了“劝返”的一般模式：先派出人员到国外直接与贪官接触，通过做工作、谈判等各种方式，承诺一些从轻处理条件;随后再让国内有关人员与其通话，希望其回国接受调查。

 

当然，并非所有的“劝返”行动都会成功，比如对杨湘洪就无用。温州市没收了所有当地官员的护照，以防类似杨湘洪事件的再次发生。但众所周知，“没收护照是政府处理这类事件的老套方法，不一定有效”。

 

早在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紧急发出《关于党政机关、司法公安部门人员出境、出国通行证、护照管理措施》的通知文件，加强对出境、出国干部证件的检验，以堵漏洞;2005年12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正式在缔约国中国生效，中国政府随即表示希望与超过150个国家建立更为紧密的国际关系;但是这些停留在文件上的活动并没有给打击外逃贪官的难度带来多少缓解。

 

在对内的监督方面，中国政府的最新举措是再度要求官员申报财产，并且扩宽了对官员亲属贪污受贿行为的查处范围，加重了对诈骗和腐败行为的处罚，但是这些措施也让学者们担心会有更多的贪官受不了压力而选择外逃，同时带走更多的钱财。

 

还有许多人对此并不过分乐观。马军律师就表示：“如果政府总是不能严格执行现有法律，兑现一切反腐政策承诺，那么我将公开呼吁全社会抵制最高检察院在2008年初提出的‘劝返模式’，因为我担心这样的规定会成为包括司法机关在内‘官官相护’的新伎俩，促使更多的贪官以外逃方式迂回逃避法律处罚。” 

 

  (本文来源：南风窗 作者：尹鸿伟)

 

 

 

 

 

 

漫步者读后感：10年，卷款6500亿！这是在拍电影还是在说故事？两者都不是！这是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沉默的大地养育的是勤劳敦厚善良的人民，同时因为种种原因，这块土地也在不断的滋生令人扼腕叹息和愤慨的无数腐败。毫无疑问，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身的忍辱负重是不可能走到今天还在不断壮大的，同样，一个民族如果千百年来永远沉醉在辉煌过的过去和对现实麻木的话，一样没有更灿烂的前途。陶醉于小家的欢乐幸福和物质富裕是每个人的美好愿景，穿越几十年的时光，起起伏伏的人群中有人先富裕起来了，但同时也有更多的人被富裕甩在身后，贫富差距的扩大一方面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现实，另一方面，当无数人还在早起晚归奔走在寒暑和风雨中追寻小康和温饱的同时，另外一些人却如同本文所描述的那样乘机利用这个社会制度的漏洞在大肆贪赃枉法穷奢极欲然后席卷而去。如果我们普通大众永远都对此保持沉默，那么，中国将往何处去？每个人的命运又将往何处去？不要说那跟你无关，沉默有时是一种力量，同样，沉默有时也是一种帮凶，面对沉默，你拥有的无非是一个苍白的世界，一个貌似安稳的小家，一个沉沦的未来和一颗懦弱的自卑的心！打破沉默需要勇气，好在我们的这个国度历来都不缺辣手著文章的正直媒体人，比如我一直关注的财经人士时寒冰先生，还比如写下这篇报道的尹鸿伟先生。生活有时就是一种态度，一种善良的诉求和一颗勇敢的心。让我们一起为未来祝福，为中国的强大和普通人的善良而祈祷和祝福！这是我们共有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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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12月12日报道

 

尴尬应对贪官外逃

 

“8250万元人民币!”这不是一项巨大工程的投资数字，而是江苏省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的单笔受贿金额，其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最大单笔受贿数目，一举打破了由云南省昆明市原副市长、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保持的“收受单人行贿3200万元”的最高纪录。

 

2008年10月22日，在国内被抓的姜人杰因犯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被南京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而曾经外逃到新加坡又返回，被判无期徒刑的胡星却正在昆明市郊的一所监狱里栽花种草，等待着未来的减刑。

 

“但是并非所有的贪官都如同姜人杰一样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更多仍然逍遥自在，有些更是顺利外逃了。”曾经办理过褚时健、李嘉廷等众多官员腐败案件的律师马军说，“贪官们一旦顺利逃出中国，政府就将面对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大量资金被带走挥霍，另一方面是社会舆论的大肆声讨，而要把贪官和资金重新弄回国内并审理判决，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外逃归来的贪官往往比在国内被抓的贪官获刑更轻。”

 

2008年10月，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和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区委书记杨湘洪先后在法国考察期间“失踪”，再度引发了国内民众对贪官外逃现象的强烈关注。滞留法国15天后，51岁的忻伟明经劝说已回国，而52岁的杨湘洪仍然称病滞留海外，不知所踪，有媒体披露“之前其女儿已定居法国”。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日前表示，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高达1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更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而且，贪官们成功携走巨额资金，逍遥法外并肆意挥霍的情况，对国内潜在的贪官形成了强烈的“示范效应”。

 

现在，随着媒体再度对贪官外逃事件的大肆报道，其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民心向背。

 

总能成功出逃?

 

“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有两类官员最容易获得非法收入：一是掌握人事权力的，二是掌握经济权力的。前者主要从买官卖官过程中获取，后者主要是从国家项目投资中获利。”云南省一名财政研究学者指出。

 

然后，如何花销，如何真正拥有那些贪腐钱财，成为贪官们日思夜想的问题，逃往异国他乡于是渐渐成了最佳选择。广西乡村社区治理研究中心学者郑明怀将贪官逃亡的原因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主动的、有预谋的。“逃亡贪官为了逃避法律制裁，长期安全占有和享用非法所得，从始至终就打算外逃，这种外逃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并且都是在任时就做好了各种各样的准备。”他说，“先将赃款转移到国外，然后安排家属出国，等家属在国外定居之后，自己再找机会逃之夭夭。”

 

其次是被动的、无奈的。郑明怀认为：“贪官往往比普通人聪明，不会轻易作出外逃的决定;但在中国反腐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他们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渐渐没有了‘安全感’;如果不外逃，就可能面临牢狱之灾，人财两空，所以一旦嗅到对自己不利的气息，就‘走为上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外逃贪官们基本上都拿着合法的中国护照，乘坐各种合法的交通工具离开中国，迄今尚未出现因偷渡而被闷死在集装箱里或者淹死在太平洋之类的报道出现，甚至被一些境外媒体戏称为“合法输出的一种中国产品”。

 

“在杨湘洪带领考察团出国前，已经被有关部门约谈过，很难想象他为何还能大摇大摆出去。这与胡星、杨秀珠等人的经历非常相似。”马军说，“多年的工作经验使我有两点判断：一是当地有关部门的工作太疏忽，二是有人故意向贪官通风报信，总之结果是他们都成功外逃了。”

 

他认为，有关部门肯定知道杨湘洪的家人当时已在国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裸官”，其外逃或者说外出不归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好像还没有听说有哪名外逃贪官是自己跑出去，而把家人留在国内的。”

 

“在国外其实只有一种‘被抓回国’的风险，而在国内则什么风险都可能遭遇。一句话，外逃总比坐牢要好。”马军律师说。

 

为什么贪官总是能外逃成功?郑明怀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出逃的机会太多。外逃的前提要有护照，但对他们来说，办几个护照根本就不算问题，也不需要自己操什么心。目前中国官员公费出国考察的机会非常多，成为‘干部福利’，有些贪官正是利用这些名正言顺的机会外逃，杨湘洪就是以‘考察’的名义出国的。”

以胡星为例，其在出逃之前除了云南省公安部门颁发的身份证和护照，还持有广东省某地的户口及护照、澳门的居民身份证，以及南太平洋岛国瑙鲁护照等，而且都“人是名非”。被悬赏20万元人民币通缉，2002年已经外逃的云南省原省委书记、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拥有“高严”、“高庆林”和“张传伟”等至少3个不同名字的身份证，4本中国护照及一本港澳通行证。与之对应的是，近年吉林、湖南等地已爆出数起公安机关参与倒卖护照的丑闻。

 

一名长期与高级官员往来的商人透露：“官员们无论因私、因公出国，外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以什么身份、什么名字出去的。那些名字、证件有些是官方允许的，有些则是个人偷偷办理的。”

他表示：“在中国许多地区，花上三五万元人民币，就可以另办一个正式的身份证，而不需要迁移原户口。达成‘一人多个身份’的途径往往只需向一名派出所所长行贿就行了，而有了身份证自然就可以办理护照。长期以来，不但许多中国内地人这样做，不少港澳台商人也都拥有国内的正式身份证，目的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及在内地活动方便。”

 

2008年10月27日，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惠阳区分局在致该市中级法院的一封复函中就承认给香港居民刘容清办理了一个内地居民身份证，原因是“塘吓派出所民警由于工作疏忽”。

 

“其次是一些国家非常希望中国的腐败分子出逃到他们那里，并积极为中国贪官提供各种便利。”郑明怀说，“目的地国家的纵容助长了外逃贪官的气焰：为企图外逃的贪官在案发之前或之后转移财产提供条件，使他们在出逃后有足够的生活来源;中国贪官拥有大量的财富，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逃入国的消费;还有些国家希望把贪官们培养成反华势力。一旦中国希望引渡这些贪官回国，这些国家就会向中国提出各式条件，将贪官作为交换的筹码。”

 

国内外媒体不断披露：在美国洛杉矶、纽约、夏威夷、休斯顿，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等地，经常可看到住豪宅、开靓车的中国男女，他们结成自己的圈子，不参加当地华人社区的活动，不在公众场合露面，行踪诡秘。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贪官二奶村”和“贪官子女村”，可见外逃贪官之嚣张。与此同时，各种海外华人社区的日益繁荣也让部分贪官在海外生存更加容易。

 

“再者是国内利益集团中有人帮助贪官外逃。任何贪官的背后都会牵涉不少人，出逃不仅仅是保护自己的问题，而是为了保护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更高级别的领导。”郑明怀表示，“贪官外逃，案件就查不下去了，背后的贪官也就挖不出来了;于是明明知道有人要外逃，也不加以制止，更不会向相关部门通报消息，对其外逃的准备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还暗中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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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文附录之“诗”过于情绪化，作为严肃的财经评论员，我应避免这种情绪化的宣泄，以免给大家造成误导。感谢各位朋友的指正——暖之）

    12月3日，飞抵广州，参加一年一度的“工行投资论坛”，做了题为“次债危机下中国股市的前景展望”的主题演讲，另外三位主题演讲的嘉宾是：中国工商银行总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李勇、摩根大通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中国房地产与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
    这次收获颇丰，结识了一些新朋友，通过交流对当下的次贷危机有了更多的认识。看望了弟弟和他的好朋友们，非常愉快。
    为了近距离了解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抽时间做了实际调查。
    得到的信息与媒体披露的信息和官方公布的数据有很大差异。
    比如房价，两位从事房地产的朋友告诉我，官方数据显示房价仍在上涨，只是涨幅趋缓了而已，而这里的实际情况却是，跌幅很大。以东莞市的房价为例，许多楼盘的跌幅都超过了50%，有的超过了60%。去年高价拿地的开发商，已经面临成本价被跌破的局面。某楼盘去年售价16000元/平方米，现在是7000多元/平方米；另一个楼盘，则从10000元/平方米，跌到4000多元/平方米。尽管如此，房价仍未有止跌迹象。
    整体而言，深圳、广州市中心的房价跌幅小于近郊区的房价跌幅。高档住宅的跌幅，小于普通住宅的跌幅。这种情况与我在《中国房事黑皮书2008》中的分析基本一致。由于此前广州的房价涨幅小于深圳等地，跌幅与深圳和东莞相比略小，但近郊区的房价，一些楼盘的跌幅也达到或超过了60%。
    出口导向型企业大面积关门。最近三个月，东莞每个月离开的工人达到100万人，三个月走了300万！
    随着次贷危机恶化，海外企业拖欠货款的情况急剧上升，给国内不少企业带来了灭顶之灾。次贷危机恶化，国外一些企业干脆采取欺骗的办法，故意拖欠货款不还，由于讨债成本畸高，国内企业苦不堪言。一位企业家告诉我，他们此前收了客户30%的定金，本应开工生产，但由于担心次贷危机恶化，对方可能无法支付剩余的70%的货款，而宁肯承担违约金成本，也暂停生产。这种情况较为普遍。一些企业拿不到订单，而另外的企业，即使拿到订单也不敢开工。   
    接触到的企业，对货币政策的滞后颇有怨言，在上半年已经6.7万家企业倒闭的情况下，央行未能及时调整，而是继续采取紧缩货币政策，迫使一些企业不得不去借高利贷。许多企业因资金缺乏而猝死，等到ZF认识到企业的困境调整货币政策时，已晚，因为不少企业已经关门——他们已经不需要资金了，或者说，资金对他们已经没有意义了。
    接触到的归国人士都认为，国内绝大部分商品的物价，都已经超过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过去，人们从中国买东西带到国外，现在反之。国内民众在收入远远低于国外的情况下，承受着比国外更高的物价，人们的生活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许多企业家都认为，4万亿的救市政策，其实就是基建，未来前景令人悲观。
    我接触的一位航空公司副总告诉我，目前中国的航空客运已经严重过剩，小地方飞机场一年起降不了几次飞机，再建机场可能造成资源的闲置。随着次贷危机的恶化，不仅头等舱的上座率锐减（许多企业硬性规定只能坐经济舱），经济舱上座率也在下滑，有的只有20%的上座率。
    此前有教训可循。投资3.2亿元于1998年建成的阜阳机场，在没有建设之前，曾经被当时的市领导定位于“比上海、广州机场还要大的国际机场”，后来，由于财力有限，规模变小，不过，该机场飞行区仍按4C级标准建设，可以满足波音737、空中客车A320以及MD90等国内主流干线客机的起降要求，航站楼设计负载能力也可以满足高峰每小时600人次进出港的需求。但是，在迄今为止的10年时间内，阜阳机场基本处于闲置状态。“飞机场变养鸡场事件”便由此而来。
    这次4万亿投资计划，一些地方计划建设的飞机场，与相邻城市已有的飞机场，距离只有100多公里，有必要建吗？这种重复建设所造成的浪费令人心痛。
    次贷危机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成为了金融危机，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金融衍生品发达，而在中国，则直接表现为经济危机，因为：其一，中国的金融衍生品不发达。其二，中国的经济形态本身就是随时可以产生经济危机的形态。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对照一下，我国许多行业的产能是严重过剩的，而我国又是一个民穷，消费有限的国家，产生经济危机的条件本身就存在，只是，外部需求消化了过剩的部分产能，延缓了在局部地区首先爆发经济危机的时间。一旦外部需求下降，出口下降，经济危机就会爆发。
    所以，次贷危机在中国局部地区，直接以经济危机的形态出现。
    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内需不振，而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民穷官（ZF）富，在于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我国的行政开支占财政收入的25%以上，这是官方数据，如果加上预算外支出部分，政府的开支更为惊人。经济研究早已得出结论：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是负相关的。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非拉动内需不可，而要拉动内需，就必须压缩政府开支，增加民众收入，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否则，大跃进式的基本建设投资，不仅无益于拉动内需，最终还可能进一步抑制内需，并可能成为腐败者打着刺激经济旗号攫取财富的盛宴。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中央提出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以后，地方政府推出的计划金额竟然超过了18万亿（这是好几天前的数据）！在年年财政赤字的情况下，这种不切实际的计划的全面铺开，最终可能导致大量半拉子工程、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出现。这无助于中国经济的复苏。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民穷官（ZF）富，只有改变目前的收入分配机制，将收入分配机制向民众倾斜，让民富起来，才能解决随时可能导致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内需不振的隐患，促进中国经济复苏。
    回顾历史，日本之所以从废墟上爬起来，而快速成为世界强国，原因就在于它走了民富之路，把民富放在空前重要的位置。1960年12月27日，日本通过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改变了日本的国运。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后，日本国民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由于民富，日本到1970年时，国民生产总值就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日本未能再继续走民富之路，日本也因此未能延续神话。
    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在民穷的基础上实现了国强。一个民穷的国家最多只能构筑起一个浮夸的海市蜃楼。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拯救中国经济可以借鉴的标本。同时，日本的教训也值得我们借鉴：国强于民富，国衰于降低民富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国败于民穷，国亡于民穷且遭掠夺或凌辱。
    另：晚上有朋友告知，燃油税那个人妖出来了，附加费没有取消；本来不应该收费的二级公路，不在实行燃油税后立即取消，而是变成可以遥遥无期的“逐步有序取消”。一个完全走样、彻底异化的燃油税，一个变成掠夺性的燃油税，竟然这样问世了。而且，燃油税已经确定明年1月1日开征，征求意见无非走走形式。尽管如此，赞美燃油税的经济学家必定还会大谈积极意义，把马屁拍得震天响。人妖乱舞，呜呼，我说不出话来。
           于2008年12月6日凌晨于广州

附一家著名研究机构的分析（这是节选，因为该报告大部分分析参考了我此前文章中已经写过的内容）：

    推出燃油税，相当于抵消掉2个“4万亿”
    ……
    实施这样的政策将不仅意味着此政策与清理税费的目的背道而驰，更意味着普通的老百姓将成为各部门分肥的买单者——他们不仅要交燃油税，还要继续缴纳那些没有来得及、或没有办法停掉的“费”。在经济下滑的大背景下，征收燃油税对经济整体所带来的实质伤害会更大。因为金融风暴之下，各国政府都采取的是扩张性措施，都是想方设法拿出钱来，希望通过经济刺激方案，推动经济增长，避免造成重大的波动，如中国计划推出的著名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就是这样。然而，燃油税却完全是与之相反的政策操作，基本上它是一种加税措施，因此是一种内敛的，促使经济收缩的政策。
    根据我们粗略的计算，以2007年11月1日油价调整前汽油和柴油全国平均零售基准价每吨5480元和5020元、2007年汽油和柴油表观消费量（净进口量和产量的总和）分别为5552万吨和12466万吨作为基准，征收燃油税后，如果按照价格上涨50%的比例来计算，一年的加价规模大约有4650亿的规模。由于收缩涉及乘数，所以这个数字还要乘以4。这个量是什么概念？对比这次出台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有看法认为，这个方案的水分太大，扣除掉已经和正在投入以铁路建设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以农村社会保障为主的新农村建设的投入，这个刺激方案就只剩下两年2万亿，每年万亿的规模。因而，此次燃油税推出使得民间财富的损失，相当于2个“4万亿”的作用就被抵消掉了。
    经济下滑之下，政府应以降低税负、加大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不过，考虑到相关政策的不配套，以及政府部门利益的争斗，燃油税的出台很有可能变成了全社会的加税效应，不仅会严重损害相关弱势群体的利益，更会让此前4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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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被带到了一片幽深的森林之中，并被父母抛弃在那里。因为他们的父母无法再继续喂养他们了。但是，在进入森林的路途中，聪明的男孩在路上撒下了许多白色的石子。夜幕降临，月亮的光芒照亮了这些白色的石子。石子反射出的光线则带领孩子们逃出森林，到了安全的地方。”

 

从那一天开始地球上的人们收到了一个来自神秘园的消息。那是1996年的一个春天。由挪威作曲家兼键盘手罗尔夫·劳弗兰（Rolf Lovland）和来自爱尔兰的小提琴手菲奥诺拉·雪莉（Fionnuala Sherry）组合而成的神秘乐队凭借他们的首张专辑《来自神秘园的歌》一夜之间风靡欧陆。而在此之前的1995年，他们的探路之作《夜曲》一举夺得欧洲歌唱大赛冠军。

 

听神秘园的音乐，就像灵魂运行于水面之上，时而柔情似水，时而幽伤缠绵，宛如空谷回音，融于寰宇寂静，空灵飘渺而委婉迤逦。难以排遣的伤感在流水的节拍下潺潺而过，如同扔向湖面的浮标，起起伏伏，飘飘荡荡，四面无声。华丽的小提琴让忧伤缓缓降落在月光下的水面上，然后在夜色寂静中走向远方，逐渐消逝在黑暗世界的尽头。随音乐的结束，时间的另一端，等待你的，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神秘园。这个神秘园有时只是一个孤独的星球。停留在我们生活中的欢乐如同生理的高潮总是短暂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只是重复着生命的孤独和单调，而幽伤总在某一个无名的暗夜里悄然占据我们的梦乡并在我们的枕边同灵魂和衣而卧。所以，每一个白天，当阳光照进我们的视线的时候，我们向往欢乐，渴望欢愉，摆脱幽伤。

 

孤独和伤感是一对双胞胎，相互之间，从来，只有默契，没有抱怨，剩下的是漫长人生中的独自品味。

孤独是一种美丽，伤感是一种品质。无论你是否同意，能体会孤独和伤感的人，内心都具备了高贵不屈的品质。恰似困境中的坚忍和灯火照亮我们夜行路上的石子，闪闪发光。。

 

慢慢征途，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东西，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循环往复，不一而足。孤独是与生俱来的，伤感也没有什么不好，关键是人生别被孤独伤感最后伤害和湮没了自我。一个人可以沉进去，但更要有能耐走出来。当你孤独和伤感的时候，学会接受，等待苏醒。每一个生命的冬天，一息尚存，你就要努力，纵然一无所有了，你还拥有你的尊严和骄傲。

 

说伤感，世上还有比茨威格更伤怀人世的么？当他带着自己的妻子抛却书卷在二战时期离开欧洲远走巴西避难的时候，都没有想到最后会和自己的爱人在杳无人烟的地球的另一个不知名的角落里双双开枪自杀。但这并不妨碍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去欣赏他的生命和才华。作为你我，做不了茨威格，但灵魂是可以向他靠近的。还比如那电影《海上钢琴师》里的1900先生，当他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沉入寂静的海底的时候，那更是一种唯美的孤独了。还比如上海滩上曾经声誉鹊起的大师傅雷夫妇，为了一份生命的尊严，当他们在文革前夕一个冰冷的寒夜双双自缢离开这个令他们深深绝望的世界的时候，依然褒有了一份做人的圣洁。

 

男人也好，女人也罢，可以有彷徨柔弱的外表，但不可以丢了内心的坚强和不屈。

就像这首神秘园唱出的柔板，那是生命中独自一人唱响的灵魂，幽伤但充满力量和仁慈。

“夫慈，故能勇。。。。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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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三年前的一个春夏之交的下午无意中开通了自己的博客以后，一晃已是寒暑交替四季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三年多了，渐渐的通过博客这个意想不到的平台交往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朋友。

本人最早的博客始见于2005年6月在MSN上的自我空间，记得当时的开场白很简单，题目是“沉默是金”，内容也只有一句话，“也许会有朋友上来，也许一个人也没有。无所谓，人活着，能开心就好。试发.。”当时的心境纯粹是出于尝试和好玩，虽然以前自己在IT业做了十多年，但对于在网络上开设个人博客一事基本上从来没有斟酌过，更谈不上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笔墨伺候。也因此，简单的开场白里，一半是随意，一半是准备好去建立一个荒芜的家园的。

之所以会如此看淡自己的空间，我想原因是两个：首先是对于自己的博客会吸引多少陌生的眼球从来不抱任何幻想，毕竟，身为布衣，我从来就个性散淡，不逐名利，虽有时也大开大合，但大多数时间总是谨慎有余，浪漫不足，可谓兵马未行，粮草已然打了折扣，自是对自己的博客看得淡之又淡。其次，由于商业上的原因，那时的自己平时更愿意花时间在朋友的日常交往上，哪怕彼此坐下来喝杯咖啡抑或吃顿饭聊聊天打打麻将，也觉得比整天坐在电脑面前搜索枯肠来得更痛快和有收获，故而对于自己妄图开设个人博客的一时兴起本就有点小打小闹的即兴之意，很不重视。

然而，最了解自己的总是自己。自从开设了自己的博客，写下那“沉默是金”的四个字以后，早年的一些舞文弄墨的习惯渐渐的又鬼使神差的溜了回来。我承认自己的个性有时很偏激，源于个性的自我从来对文字的要求很严格，对阅读和写作的爱好其实在我刚懂事的年纪已然令我在最平凡的时光里获得过足够的快乐。我仰慕古今中外那些大文豪留下的激荡文字就如同迷信自己的血液一样，那里有我生命最初的曙光，带着我走出思维的困顿和学会怎么去做一个真正的自我。而因为大学文科专业的背景更是让我对文字的发掘如同探寻宝藏一样走向没有人愿意去的领地。晦涩难懂的中外哲学，散发着人性光辉的文学作品，讳莫如深的心理学探秘，纵横驰骋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等等等等，每每读到好的文字总令我拍案叫绝如痴如醉。也因此，对于我自己的博客，我向来觉得要么不写，要写就要认真对得起所有来看我文字的人，哪怕我的观点难免失之偏颇，但只要认真，总比胡乱下笔要好。前辈大家董桥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常入我心：文字是肉做的！能明了其中含义的人，我想他的文字就算词藻平淡也差不到哪里去。因此，每次下笔，我难免思之再三，想心中所想写心中所思，力求文字的互动之间不致误人子弟。如此一来，开设博客的初衷，算是有了一个大致明确的方向，却也让我从此常常为稼轩长短而大费周章，时时觉得力不从心。没有想法的时候，干脆金盆洗手，闭关封刀。如此这般的写博客，自然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东边日出西边下雨。何况，为生计计，凡夫俗子还须为五斗米而分身，这样更是把自己的博客荒废了一段时日。

只是某一日，忽然在一个懒散的午后溜进自己的空间打点，看到了有陌生人来访并且留言，虽是片言只语，却让我在留言中感受到一种对莫逆之交感激不尽的欢愉。渐渐的，回复之后的回访，慢慢的人来人去我通过文字认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所谓“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之说，用在今天网络上的来往宾客真是一点也不为过。透过不同的文字，我认识了不同的朋友，大千世界如恒河沙数不一而足，对于过往如鲫的喜欢或不喜欢的朋友，我的准则很明确，绝不敷衍更不浪费自己的时光，自古“道不同不相与谋”，大浪淘沙，三年来，通过网络，我认识了那么一些人，他们的人格，他们的思维和他们的性情让我大加赞赏，彼此默契，遂由文字变成了未成相见的故交。他们每一次的真诚的问候和点评总让我倍感温馨五言感激。这样的朋友在我开博的三年里结识的并不很多，有的甚至远在大洋彼岸千里之外，好在，资讯发达的今天，通过网络，问候总是来得那么便捷。他们无意间给我了无新意的时光增添了无数知遇之感。

然而，无风不起浪平地也打雷。就在前些天，我联系人名单里的几个令我尊敬的长者突然看不见了。根据这么多年我对网络的了解，我知道他们的博客被屏蔽了，因为种种显而易见的原因。每次我发一篇文章可以看见他们风雨无悔的前来阅读和留言，但我却再也无法登陆他们的空间。一时间，心中那股欲撕破胸襟的愤懑让我难以释怀。如同冬天里被灌了一口凉水，我知道我生活的这个环境有很多的制肘，但凉水入口，总不免让人去意彷徨。但我知道，这个博客我不能就此赌气关闭，这不只是为了我自己，更为了我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那些正直的朋友，他们和我一样，有着黄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眼睛，更难能可贵的是，到老他们都在为我们的将来而直诉衷肠。就冲这一点，我愿意用我微弱的灯火响应那些在茫茫寰宇的另一边寒夜等候的朋友。冬日一缕阳光，花间一壶温酒，虽凉，却香气自来引无数同道相聚合。

记得很多年前的时候，由于每个月几十元的收入不足以补贴一家老小的荤腥，我的父辈们每到入夏的时候，便开始聚合在一起三五成群的到周边的河道里捕鱼捉虾，那些春夏之交尚未成熟的河蟹很多是捕来给我们小孩玩的，我们小孩子给这样的行动冠之以“封杀”二字。那时，因为贫穷，眼看着那些捕来的幼小的河蟹既不能入锅又不能再野地放生，最后因为无人理会而走向死亡，因此，对“封杀”二字的感觉绝对深刻。

而在物质相对富裕的今天，原来熟悉的那种无辜幼童对河蟹的无知的封杀早已淡出我们的生活，却没想到，另外一种封杀却接踵而至，他断绝的是我们的精神脐带。如同过渡富裕的淡水河里，疯长的蓝藻吞噬了水里的氧气，慢慢扼杀河里面一切有生命的个体。

 

堵得了一人之口，堵不了天下悠悠万人之口。

这个冬天，但愿不再有人封杀河蟹！